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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吕正操之女带着团队赴海外搜集解密“中共抗日”珍贵档案美军感叹“根据地智慧”独一无二

      在抗战时期曾有人诋毁中共武装“游而不击”,近年来,片面否定中共抗战贡献的议论也不时出现,各种“抗日神剧”更是扭曲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通过潜心挖掘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政府的解密档案,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正逐步还原中共敌后抗战的真实景象。

    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泡了两月

    “我请了几个美国历史系的研究生一起,带着三台扫描机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等场馆,连续在那里泡了两个多月,终于把许多珍档的高清电子文件带了回来。”

     抗战时期,应美国罗斯福总统要求,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同意,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100多位美军各军兵种的军事专家进入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近距离观察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动员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他们和八路军、新四军同吃同住同战斗。

      这些观察者自主发回、或是托人带回美国的5000多件近4万页机密观察档案,是第一手的、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70年来,这些档案深藏美国国家档案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馆、海军部档案馆、美军战略情报局档案馆等处,新近解密公开。

      珍档解密与抗日名将吕正操将军的女儿、上海交大教授吕彤邻团队的努力分不开。吕彤邻早年留学美国,任教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经过她和她的学术团队的艰苦努力,得知这批珍贵原始档案散落在美国多个档案馆。

      去年下半年开始,吕彤邻专门在美国逗留了2个多月,那段日子里,她天天等着档案局开门,到关门才离开。“我请了几个美国历史系的研究生一起,带着三台扫描机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等场馆,连续在那里泡了两个多月,终于把许多珍档的高清电子文件带了回来。”

      吕彤邻告诉青年报记者,由于这些档案都是上世纪40年代的,没有形成电子化,而且分散在不同的类别和场馆,加上过去这些档案并没有被很好地利用,当地工作人员对此了解也不多。因此,要摸清路数、挑出记载那段岁月的档案着实费了番功夫。吕彤邻坦言,部分文件因为没有获准解密,因此这一工程仍在进行中。

    档案还原敌后战场真实景象

    “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

通过档案的原始记载,敌后战场的真实景象得以一一还原。

      吕彤邻举例,美国花旗银行原北平分行经理霍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逃往晋察冀,并在敌后根据地滞留了6个月。他在给美国使馆的报告中强调:“任何没有来过敌后根据地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到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苦难。”

      据其报告记载,日军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个村庄;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但是,侵略者的强暴并没有让根据地人民屈服,反之,“华北地区人民所做出的真诚爱国主义的努力,与延安以南地区比比皆是的惰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霍尔当时就观察到,敢于发动群众,善于调动人民的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所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能长期生存的“制胜法宝”,这不仅是国民党所欠缺的智慧,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1938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完成了《关于中国西北部军事活动的报告》,这份文件被吕彤邻团队在美国海军部档案馆内找到。卡尔逊在该报告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广大民众具有一种崭新而且不寻常的民族主义精神;八路军的领导人发展了非常有效的游击战模式;日本步兵很大程度上依赖现代武器的帮助,日军在应对传统军事战役时效率较高,但面对没有固定成法可循的游击战术却无所适从。”

    “红色情报”受盟军高度重视

    “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

      现有的研究论著、影视作品以及诸多历史题材的节目都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抗战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情报交换活动,以“中统”、“军统”为代表的特务机构向美国海军、战略情报局等部门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共控制下的敌后根据地也是美国军方在华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

      据了解,尤其在抗战后期,美国很难从国民党军队那里及时获取准确的日军情报,这也是促使美军观察组坚持要到延安进行调查的重要原因。

      吕彤邻说,根据档案,中共曾主动把军队活动信息、日军情报交给美方参考,仅书面报告就多达120份;中共协助美军在延安和根据地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网络,其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当年中国十个气象站中排名第一,为美军飞行员提供了更安全的飞行数据,保障了对日本本土实施的战略轰炸任务;中共还先后协助美军人员到陕甘宁、晋察冀、晋绥等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盟军因此获得了大量有关抗战前线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当时有几百名日本战俘在延安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协助中共进行宣传工作。这批战俘被美国战时情报局利用起来,起草了大量传单,在对敌“心理战”方面为整个美国军事系统提供了宝贵的资讯和经验。

      对于美方在情报领域提出的合作要求,中共不仅积极配合,而且超出了美军的预期。美方认为“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

观察者对外宣传根据地事迹

    “可以说我们收集的中共领导下敌后游击战的观察文献是他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

      不同于正面战场,中共在敌后进行的广泛战斗并没有引起众多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吕彤邻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当时看来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游击战并不那样引人注意;二是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外人很难进入根据地了解情况;三是敌后战斗的紧张和根据地的环境艰苦,中共方面自身的记载也有限。

      不过,抗战期间,几乎每一个西方人士去过根据地后,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在武器奇缺、环境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已经在广大敌占区有力牵制住了大批日伪军。

      他们相信,一旦中共获得较好的装备,就有可能给侵略者带来致命打击。因此,不少来访者通过各种渠道向西方宣传中共的游击战,以取得盟国领导层中有识之士给予八路军、新四军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

      此时,日军在与中共长期武装对峙的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武器装备奇缺的中共如果得到外援,他们应对起来会更困难。为此,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也倍加防范。

    “可以说我们收集的中共领导下敌后游击战的观察文献是他们当时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来的。由于这些观察人员的专业能力超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冲突的视角,当年留下的历史文献是相对准确、客观的,也为展现当年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留下了有极高参考价值的历史见证。”吕彤邻如是评价。